時大彬制圓壺
明代
底款：萬歷己酉時大彬制
高：8.9cm  口徑：5cm
出版：《荊溪紫砂器》封面，黃健亮、黃怡嘉著，唐人工藝出版社，臺北，1999年。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碗，寄與愛茶人。古往今來，文人羽客閑坐清談，澄懷濾俗之際，無不以茗香為伴，遙發幽古之情。一把佳壺陳于幾案，光是靜觀其形，就足以發人閑遠之思。正如李漁在《閑情偶寄》所云：“茗注莫妙于砂壺，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陽羨即宜興古稱，宜興紫砂史上被一致推崇的大家，當以時大彬為典范。四百余年來，歷經離亂流傳至今的大彬壺，更是被后人珍如拱璧。

時大彬，號少山，為宋尚書時彥嫡孫，晚明紫砂“四大家”之一時朋之子。明人周高起在《陽羨茗壺系》中稱其作品“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贊大彬“于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群之目矣”，《陽羨砂壺圖考》更是將其推為“壺藝正宗”。大彬對紫砂陶的泥料配制、成型技法、造型設計與銘刻，都極有研究，確立了至今仍為紫砂業沿襲的用泥片和鑲接憑空成型的高難度技術體系，創紫砂陶藝文化之先河。

目前，存世的大彬壺多為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香港茶具文物館等各大文博機構所藏，見于著述的不過數十件而已，流傳于民間且有紀年可考的，更是罕見。因此，這把將于西泠印社2010秋季藝術品拍賣會“碧沉香泛•典藏普洱茶及茶具專場”中亮相的時大彬制圓壺，定將成為藏界之焦點。此壺曾刊載于臺灣唐人工藝出版的《荊溪紫砂器》封面，可見其精貴之至。

該壺泥色栗紅，泥質細潤，黃色砂點隱現，撫之光潔。素面無飾。直嘴，耳狀把兒；圈狀的提子上有孔與壺貫通；壓蓋，短頸平肩；鼓腹平底。底刻“萬歷己酉 時大彬制”八字楷書，工整閑雅。整器雖小但力度十足，古樸的泥色，大氣的造型，彰顯晚明文人的樸雅風格。

據《陽羨茗壺系》載，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后游婁東，聞陳眉公與瑯琊、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小壺。由此可知，大彬的早期作品以大壺為主，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把特大高執壺（高270mm，萬歷五年作）即為其早年佳品，而依據現有可靠的出版材料，其他有紀年款的大彬壺，均為他中晚年所作，通高在100mm以下。將于西泠秋拍中亮相的這把大彬壺，制于萬歷己酉（1609）年，雖無相同紀年的作品為參照，但制壺時間當在陳眉公移居東佘山，與三吳名士往來之時，與《陽羨茗壺系》的記述相符，且無論從其泥質、式度、做工、刻款等各方面來看，都可與博物館藏品媲美。大彬改大壺為小壺這一變化過程，是為了適應晚明文人飲清茶的風尚之需，從中可見文人雅客的審美意趣之于能工巧匠乃至一個時代風尚的影響，及至清代中晚期“曼生壺”的誕生，楊彭年、陳曼生、朱石楳、瞿子冶等人的合作，更是標志著文人清趣與紫砂壺藝的融合臻至頂峰。正是這種文人情韻的滋養和延續，賦予了紫砂壺獨特的審美韻味和人文、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