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西泠春拍 金石永年·重要青銅器及吳大澂御貢古駔琮專場
御貢——吳大澂藏古駔琮
楠木盒蓋隸書銘文: 古駔琮。《考工記·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鄭注云，如王之鎮圭也。《周禮·典瑞》駔琮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賈疏云，捷盧若鋸牙然。是琮刻文棱，棱如鋸齒，即周之駔琮。合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故其制特異。臣吳大澂恭進。
玉琮高：28.5cm 長: 7.2cm 寬: 7.2cm 內徑約：5.7cm
原盒高：42cm 長: 19.5cm 寬: 13cm
傳拓：清代王文心舊藏《吳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 “駔琮”拓片, 西泠印社2013年春拍第3136號。
來源: 美國著名收藏家威廉·S·阿內特（William S. Arnett）舊藏。
展覽: 1. 美國亞特蘭大高等藝術博物館（High Museum of Art, Atlanta, Georgia）, 1973-1980年。
2. 美國埃默里大學邁克爾·卡洛斯博物館（Michael C. Carlos Museum,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Georgia）, 1993年。
市場已知愙齋珍藏玉琮之冠
御貢——吳大澂藏古駔琮
（ 蘇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李軍 ）
近年來，吳大澂、吳湖帆祖孫的收藏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吳大澂（1835—1902），原名大淳，后避同治帝諱改今名，字清卿，號恒軒、白云山樵、愙齋等。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散館授編修。歷官陜甘學政、河南河北道、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廣東巡撫、河東河道總督、湖南巡撫等職。早年師從陳奐、俞樾等學者，致力于《說文》之學。其篆書深受吉金文字的影響，生前即為師友所推重。繪畫則遠法董、巨，近師王、惲，同時人中最推重杭州戴熙。對于吳大澂一生政治上的功過，近百年間仍存有爭議，但其在金石學及書畫方面的巨大貢獻，獲得一致肯定。作為晚清最為重要的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之一，其著述甚豐，有《說文古籀補》、《愙齋集古錄》、《字說》、《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權衡度量實驗考》、《古玉圖考》等傳世。清代收藏家中，以收藏青銅器著稱者頗多，以藏高古玉著稱于世者卻并不太多，吳大澂的藏玉，可以說其中的佼佼者。
以上這個結論，并非簡單的以藏品質量的優劣與數量的多少來衡量。蓋一般古玉收藏家，大都不見有系統研究古玉的著作傳世。即使有些人留下來了著作，也一般以“圖譜”、“圖錄”為名，內容重在對藏品的客觀描述與靜態記錄，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吳大澂在光緒十五年（1889）編撰完成的《古玉圖考》一書，在古玉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一點后世學者如那志良（見臺灣影印版《古玉圖考》那氏前言）、鄧淑萍（見鄧氏《古玉圖考導讀》）、張愛民（見張氏主編《中國古玉鑒別通論》）等，均對其書之學術價值高度肯定。近現代研究古玉，都繞不開吳大澂。現今通行的對玉琮的正確定名，就是從吳大澂開始。
左: 吳大澂像 右:《古玉圖考》與《權衡度量實驗考》
吳大澂的愙齋藏玉，目前沒能留下完整的目錄，若以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同文書局石印的《古玉圖考》、光緒二十年（1894）長沙節署刻本《權衡度量實驗考》兩書間接來看，其藏玉的類型十分豐富，質量也高，但數量卻仍不能確定。因《古玉圖考》側重于對古玉類型與用途的研究，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藏品即可；《權衡度量實驗考》則側重于用古玉來考察上古的度量衡制度，相對而言，記錄的藏品性質存在趨同化的傾向。
僅就兩書對玉琮的著錄，數量尚未達到吳大澂在《古玉圖考》“大琮”一條考證中提到，截止光緒十五年（1889），他藏玉琮的數量為三十二件。這一數量在此后數年里，已經成倍增長，最直接的證據是吳大澂自題的齋額“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此額現歸上海私人收藏），六十四恰好是三十二的兩倍，這個數字可能還不是吳大澂藏玉琮的最終數量。我們知道，吳大澂的收藏，與其政治生涯息息相關，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是他政治生命的轉折點，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便開缺回原籍，似逐漸開始以藏品易米，并無太多的資財去搜羅古玉等。所以從光緒十五年（1889）到光緒二十年（1894），近六年中，可以推測他的藏玉數量激增。此次西泠印社拍賣公司征集到的御貢——吳大澂藏古駔琮，應該就是《古玉圖考》出版以后，吳大澂所新得的玉琮之一。
吳大澂所藏古物，往往都配有特制的囊匣，一般囊匣的正面吳氏會親筆題寫器物名稱（有時會附注一些考證）、作為藏家本人的相關信息，這在上海博物館、蘇州博物館所藏部分吳氏舊藏古玉、青銅器上可以得到印證。而這次的吳大澂藏古駔琮亦配以珍貴的楠木錦盒，盒高42厘米、長19.5厘米、寬13厘米。
本次 2019 西泠春拍拍品 ：吳大澂藏古駔琮
楠木盒蓋上刻有吳大澂隸書題寫的銘文：
古駔琮。《考工記·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鄭注云，如王之鎮圭也。《周禮·典瑞》駔琮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賈疏云，捷盧若鋸牙然。是琮刻文棱，棱如鋸齒，即周之駔琮。合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故其制特異。臣吳大澂恭進。
盒蓋原刻填石綠銘文
以上這段考證文字，幾乎全見于《古玉圖考》一書中，只是分布在“大琮”與“鎮圭”兩條考證內，順序略有不同，可視為吳大澂對組琮研究心得的總結與升華。
吳大澂藏古駔琮楠木盒蓋刻跋銘文細節圖
此玉琮本身高28.5厘米、長7.2厘米、寬7.2厘米、內徑約5.7厘米，青玉材質，平底，玉料堅硬緊致，駔琮本青綠色，玉料斑駁，后沁為黑褐色和暗紅色。在流傳過程中經過盤玩，早已形成純熟的皮殼，玉琮的邊角均被摩挲得圓潤光滑，周身包漿厚實，寶光內斂，充滿神秘深沉的高古氣息。以十七節簡化的人面紋為飾，每節均以棱為中心，刻飾簡化的神人紋，冠、嘴均簡化，大多眼紋已模糊不清。玉琮兩端對鉆孔，呈明顯的喇叭口狀，管鉆穿孔。在小端射口周雕回紋符號。如此大料精工之作，而且其獨特的制作工藝和精美神秘的紋飾定會成為嗜古玉者追尋的對象。
古駔琮拓片及楠木盒蓋刻跋銘文拓片
古人研究古代玉器，多以《周禮》為依據。彼時尚無科學的考古發掘，也就沒有新舊石器時代的說法。直到吳大澂去世半個多世紀以后，1959年夏鼐在長江文物考古隊長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名稱。1972 年，江蘇吳縣草鞋山（今屬蘇州工業園區）的考古發現，玉琮的年代才被專家確認。所以，盡管吳大澂對玉琮的定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對于玉琮時代的認定，仍受到《周禮》的影響，將之定為周代，這是時代的局限，無法避免。
我們知道，通常吳大澂除了在囊匣上題記外，在藏品本身也會題名，玉器往往用泥金書寫，而這件玉琮卻例外，究其原因，應該是作為進貢之物，所以吳大澂沒有貿然在玉琮本身上題字。盡管此拍品不見于吳大澂《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兩書，但西泠印社2013年春拍第3136號王文心舊藏《吳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一組朱拓四條屏中，有一條著錄“組琮”拓片，與此件形制一致。
西泠印社2013年春拍 第3136號王文心舊藏
《吳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條屏及局部圖
吳大澂大字題“組琮”二字，下小字題：
《周禮·典瑞》、《考工記》皆作駔，后鄭云：駔讀為組，以組擊之，因名焉。
其下鈐“寶六瑞齋藏玉”白文方印，另一側小字題：
《說文》：琮，瑞玉，八寸，似車釭。嘉定錢氏《說文斠詮》云：今俗猶稱黃琮玉為釭頭是也。《周禮·典瑞》組琮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賈疏云：捷盧若鋸牙然。是琮棱，棱如鋸齒，與賈疏合。
其下鈐“愙齋”朱文方印。
本次2019 西泠春拍拍品: 吳大澂藏古駔琮
與《吳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條屏細節比較圖
這兩小段考證，題寫于楠木盒蓋題記之前，內容與之接近，而略簡單。而今看玉琮本身，留有紅色朱砂的痕跡，很可能就是吳大澂以在進貢前，用朱砂制作此玉琮的拓片所致。
關于吳大澂獲得此琮的時間，不出意外的話，應該介于編印《古玉圖考》的光緒十五年（1889），結束丁憂入京候選的光緒十八年（1892）之間。而筆者更傾向于光緒十八年，殆光緒十六年（1890）至十八年（1892）三年，吳大澂因母親去世，丁憂在家，以書畫遣興，盡管有徐翰卿為之搜羅古物，但所得似并不多。其古玉之搜藏，主要來源是京師的古董店。巧合的是，王文心舊藏《吳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屏》朱拓四條屏中，古組琮所在的一條，其上方的“古玉璽”拓本吳大澂在題跋最后用了“愙齋所作時年五十有八”朱文方印，證明這一套朱拓四條屏制作的時間為光緒十八年（1892）年，至少其獲得此琮的時間必不可能晚于該年。
那么，吳大澂將此琮進貢入內廷的時間呢？鑒于其政治生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結束，而得琮并傳拓的時間在光緒十八年（1892），進呈的舉動，無疑應是在他擔任湖南巡撫期間。作為疆寄要員，在皇帝、太后萬壽之際，進貢之事必不可少，吳大澂之所以選擇以玉琮作為貢品，與玉琮自古以來，都被視作禮器的思想有關。古人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認為璧和琮象征著天圓地方，為十分重要的祭祀禮儀用器。從玉琮的外觀“外方內圓”上看，方和圓代表地和天，中間穿孔表示天地之間的溝通。
而且此件玉琮在尺寸上有其特別之處，吳大澂在楠木盒蓋題記中就已明言，此玉琮的尺寸相當于“周尺十有三寸，意必有尊于天子之后者”。查《周禮》《考工記·玉人》載：“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也就是說，按照《周禮》關于玉琮的記載，這樣大的玉琮，在周代起碼是天子或王后的級別才可以使用。雖然不無媚上的嫌疑，但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吳大澂才選擇這件玉琮作為御貢之物。
另據《皇太后六旬慶典檔案》載，正是吳大澂初任湖南巡撫光緒十八年（1892）十二月，清廷頒下上諭，開始籌備慈禧六旬大壽，此御貢之物敬獻的對象當為光緒或慈禧。雖然不能絕對化，但吳大澂在湖南巡撫任上，備受恩寵，也可能與進貢此類寶物有關。以致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遠在內陸的吳大澂上奏折，主動請纓，率領湘中子弟跋涉萬里，出山海關應敵的愿望，獲得了批準。
吳大澂為晚清清流派官員的代表人物。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臺上影響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以李鴻藻為宗主，張之洞、陳寶琛、吳大澂等人即為主要成員。正是在邊疆危機四伏、統治集團內部派系紛爭劇烈的形勢下，清流派以“起敝振衰”獨樹一幟。慈禧對清流派彈劾權貴常加以鼓勵，以此樹立自身絕對權威。清流派官員本著維持圣人之道自任的清議觀，言人之不能言的諫諍信念，愛人為大的民本意識行政，尤其是對外強硬抵御侵略的外交思想，對19 世紀80年代初期清政府的外交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1881年，吳大澂督辦寧古塔等處事宜，經過長達五年反復勘查、交涉談判，于1886年收復被俄強占的吉林黑頂子地區，名垂史冊。如今回望與梳理這位國家英雄的絕世遺珍，我們同樣不能忽略其文武兼資的戰略眼光與民族意識。
從拍品本身看，此琮高達28.5厘米，對比眾多出土與傳世的古玉琮，顯然已可歸入吳大澂所謂的“大琮”。長高型玉琮最早在良渚文化遺址和墓中常有發現。其中尤以1982年江蘇寺墩一墓中出土者較為典型。此處共出土33件玉琮，三節一件，四節一件，五節一件，六節七件，七節七件，八節兩件，九節三件，十一節一件，十二節兩件，十三節兩件，十五節一件。豐富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深入研究古玉琮提供了科學的參照。目前所見，所有長高型玉琮的四角都如本拍品一樣，雕有簡化變形的獸面紋。
2017年“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歷史”中展出一件良渚時期青玉玉琮高達49厘米，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十九節玉琮（49.7厘米）當為國內外玉琮高度之最。除良渚出土范圍江浙太湖以外，故宮博物院、弗利爾博物館所藏高玉琮皆為傳世精品。
吳大澂的古玉收藏，在其生前就已經開始流散，途徑不止一端。如女兒出嫁，藏品作為陪嫁的一部分，其中就有古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有一批吳大澂舊藏玉器，據上世紀二十年代直接經手人傳教士懷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的記錄，當時他是從上海的古董店購得玉器時，聽聞由袁世凱的后人家中流出的這批東西，可能是吳大澂女兒的陪嫁品。其次，是吳大澂本人的贈送，師友、同僚的生辰與相關喜事，他也會挑選一些藏品，作為禮物贈送。寬泛些說，進貢給皇帝，也是一種贈送行為。其三，藏品交換，見到心儀的藏品，自己一時又沒有足夠的錢購買，通常會選擇以物易物的形式來獲得，但拿出去的交換品，在吳大澂心中，肯定沒有想得到的藏品好。其四，出售藏品，這種現象可能在吳大澂晚年以及去世以后，才會多起來。
根據資料記載，此件玉琮一度成為美國的收藏家威廉·S·阿內特（WilliamS.Arnett）的藏品。威廉·S·阿內特，1939年5月10日生于美國亞特蘭大，知名作家、編輯，曾擔任博物館館長，藏品涵蓋非洲、亞洲以及美非。他是扎根靈魂基金會（Souls Grown Deep Foundation）的創辦人和榮譽主席。該基金會與各大博物館和知名學者合作，致力于梳理和保護美國南部藝術家的作品，用以舉辦大型展覽，出版書籍刊物，影響深遠。38家博物館為其藏品舉辦了大型展覽，相關檔案藏于北卡萊羅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他的藏品也曾在白宮亮相。阿內特在國內外100多家博物館和教育機構做過演講并展出藏品。2015年1月，阿內特被《佐治亞風向雜志（Georgia Trend Magazine）》評選為100名最有影響力的佐治亞人之一。此件拍品，還曾于1973—1980年間在美國亞特蘭大高等藝術博物館（High Museum of Art,Atlanta, Georgia）展出；1993年，曾被美國埃默里大學邁克爾·卡洛斯博物館（Michael C. Carlos Museum,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Georgia）借展。
回過頭看，吳大澂任湖南巡撫期間進呈入內府的這件珍品，其從內府流散出來的具體時間暫時難以確定，從1900年庚子之變之后，直至1924年溥儀出宮，清內府所藏古物流散嚴重。此件拍品很可能是清宮流散的藏品其中之一。
吳大澂所藏玉器，經過百年的浮沉，大多已歸入國內外的公藏機構。散見于外者并不多，如此高大的玉琮，且有吳大澂所制拓片及考證者，少之又少。而且它作為吳大澂在最后一段政治生涯中，向清內廷進呈之物，原匣原裝，就目前來說，僅此一件，不可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