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卷著錄詳盡，并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帖，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同出《與獻汝書》信札系列，且在篇幅、情感藝術表達上更勝于故宮所藏本。不僅破現存黃道周、倪元瓚往來信札之孤本說，也是已知二人往來交往信札最長卷，是市場上有關二人的唯一信札卷，更是倪、黃兩代忠烈共同匡復大義、討賊收復河山的重要見證，是向壯烈行進的藝術表達，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其歷史性、唯一性、文獻性、藝術性對學術圈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
此為黃道周致倪元璐弟倪元瓚信札卷，卷中信札凡四通，信箋品相完整，原式為經折裝，并保留原裝副啟護封。并有長尾甲題簽，極為珍罕。
原裝副啟護封
上款人倪元瓚（字獻汝）為倪元璐四弟，自倪元璐赴京北上以后，倪元瓚及倪元璐之子從學于黃道周。倪元璐與黃道周為同年進士，二人一生標榜忠孝，政治、文化、藝術生命都緊密相聯，性情相投，學問相尚，面對腐朽的朝政，皆敢直言時弊。
此為信中提到
浙江各地地名
從杭州、蕭山、金華
蘭溪、桐廬到紹興諸地
因倪元璐紹興人
江東子弟即指其族人
黃道周曾經上疏談自己“三罪四恥七不如”，其中之一就是“至性不如倪元璐”。在倪元璐壯烈殉節（1644年三月十九日）后，黃道周悲痛萬分，為其寫墓志銘，替其關照家人，并與其家人進行了大量的書信往來和詩詞唱和，其唱和內容包括論學、議政、敘寫友情、抒發懷抱等諸多方面。
文集中所錄《題倪鴻寶<松石圖>似獻汝》
《書似倪子新子封兄弟》《宿吼山同倪獻汝呂漢?倪子新子封得大道與化翔五韻》
《洋行同倪獻汝粱巨伯呂漢?倪子新子封得大道與華翔五韻》等。
全卷書寫于明清易代之際，是《明史 · 黃道周傳》中所載“黃道周擁立隆武新帝”“自請募軍抗清”等人生最后事跡的重要實物見證。不僅體現了黃道周忠烈的抗清英雄形象，也承載了黃道周一生中的重要事跡與功績，不僅完整記錄了忠烈從奮起舉兵到英雄末路的不易，更為了解歷史重要事件原貌及完善校勘歷史文獻提供了實物手書。
《明史 · 黃道周傳》
2024西泠春拍
黃道周（1585～1646） 致倪元璐弟倪元瓚信札卷
紙本 手卷
1645年作
109.5×24cm 138×25.5cm 79.5×26cm 80×26cm
著 錄
1.《黃漳浦集》卷二十二，【明】黃道周撰，清末鉛印本。
2.《黃道周紀年著述書畫考》下冊P372、375、379、384、403-404、417、427，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
3.《黃漳浦文集》上P332-333，國際華文出版社，2006年。
4.《黃道周集》三P957-960，中華書局，2017年。
《黃漳浦集》卷二十二,全文著錄
刻 帖
5.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貼中。（該刻貼在道光年間為陳壽祺所見，今佚）
說 明
倪元璐弟倪元瓚上款。長尾甲題簽。
卷中提及朱常淓（潞藩）、朱聿鍵（唐藩）、劉宗周（念老）、鄭芝龍（南安）、鄭鴻逵（靖虜）、姜曰廣（燕翁）、楊廷麟（璣部）、袁繼咸（臨侯）、黃澍（仲霖）、張學曾（張墨妙）、祁奕遠、倪會鼎（子新，倪元璐長子）、倪會覃（子封（方），倪元璐子）、呂叔倫（呂漢?，黃道周學生）、章格庵（章格老）等。
題簽者簡介
長尾甲（1864～1942），字子生，號石隱、雨山，日本贊歧高松人。工書法。前來中國與吳昌碩相識，與河井荃廬一起成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常以詩書與缶翁來往為榮。
此卷為黃道周最晚年書法爐火純青之作，書于隆武元年（1645），時黃道周六十一歲。全卷凡一千五百余字，窮極變化，其風神氣度在奮筆疾書中不失一毫灑脫與精密。
卷中內容關鍵并提及重要人物，有關談論朝局時事、召募抗清義士、抒發赤膽懷抱等。其中主要是為動員并召募浙江紹興、金華、衢州等地區義勇，包括倪元璐子倪會鼎、子倪會覃、侄倪會紹、倪氏家族家丁、黃道周學生呂叔倫等。
是卷著錄詳盡，并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帖，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同出《與獻汝書》信札系列，且在篇幅、情感藝術表達上更勝于故宮所藏本。
不僅破現存黃道周、倪元瓚往來信札之孤本說，也是已知二人往來交往信札最長卷，是市場上有關二人的唯一信札卷，更是倪、黃兩代忠烈共同匡復大義、討賊收復河山的重要見證，是向壯烈行進的藝術表達，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其歷史性、唯一性、文獻性、藝術性對學術圈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
然現存可見的黃、倪兩家往來書法墨跡作品卻十分罕見。據考，黃道周有關倪元瓚的墨跡作品僅故宮博物院藏黃道周1645年所作的《贈倪獻汝叔侄詩軸》《致倪獻汝札》兩件，本卷為第三件，且三者書于同年。
黃道周《贈倪獻汝叔侄詩軸》綾本行草
弘光元年（164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更為重要的是，本卷與故宮博物院所藏《致倪獻汝札》同出《與獻汝書》信札系列，詳細見載于《黃漳浦集》卷二十二中，并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帖中，該刻帖在道光年間為陳壽祺所見，今下落不明。據刻帖，黃道周《與獻汝書》信札系列共六通，其中故宮所藏位列第二通，本卷中四通位列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通。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黃道周贈倪獻汝札（1645年）
黃道周《與獻汝書》信札系列共六通，其中故宮所藏位列第二通，本卷中四通位列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通。
不同的是，本卷在篇幅、情感壯烈的藝術趣味表達上更勝于故宮所藏本。故宮所藏《致倪獻汝札》篇制短小，書于黃道周在紹興祭祀禹陵、游覽當地的風景名勝之際，言辭平易。其內容輕快暢享，筆墨間少了些許緊縮、險勁之勢，多了幾分瀟灑、散淡之姿。
此札開篇便對倪獻汝所作新詩給予了高度評價，表示好友新詩的創作，使得自己紹興之行更有意義。后又言及明日要拜訪何、許二人，并為其作畫的打算等。
而本卷凡一千五百余字，卷中有明確書寫日期，書于黃道周離開紹興后，戎馬倥傯之際，且通篇多處用典，語言古奧奇崛。其內容沉重緊促，與黃道周在紹興時形成強烈的差別，故而筆墨間呈現出的極為強烈的壓抑之感。如札中“四顧無徒，泫然興涕”“念之隕涕，從此棲棲，上下胥濤，真如喪家之狗”“茫茫土宇，誰適與謀”等句，充分體現了黃道周深處孤絕之境。
本卷所述內容更加鮮活的體現了黃道周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忠烈的英雄形象，同時也標識著士大夫“清流”若不能挽救國難，卻也不懼以身死而謝天下的生命軌跡。值得注意的是，本卷為更正明代重要歷史事件信息添加了重要的實物證明。
潞藩不可輔，去至桐廬，乃逢今上
考《唐王監國箋》及本卷“去至桐廬，乃逢今上”“詔書留滯蘭溪之間”句可知，《明史·黃道周傳》及《明亡述略》中記錄的黃道周“見唐王聿鍵于衢州”謬矣，《黃道周紀年著述書畫考》中黃道周“在桐廬或蘭溪舟中會見唐王朱聿鍵”并不準確，其二人準確會晤地點為“桐廬”。
《明亡述略》中記錄
黃道周“見唐王聿鍵于衢州”謬矣
據落款，卷中四封信分別寫于1645年閏六月一日（7月12日）、八月五日（9月24日）、九月十二日（10月30日）、十月廿七日（12月14日），其書寫時間跨度短短五個月，不僅見證了南明弘光、隆武政權的興落，也見證了黃道周力主匡復的決心，以及坎坷的心路歷程（惆悵無助——創造希望——樂觀積極——悲涼絕望）。
黃道周年譜
崇禎十七年（1644）
五月十五，史可法、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年號弘光。
弘光元年（1645）
二月二十三日，黃道周對弘光政權失望，自請赴浙江紹興祭祀禹陵。
五月上旬作《質園山中與獻汝書》《與獻汝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十三日，出紹興向蕭山。
十五日，聞弘光政權滅亡，攜弟子涂仲吉、長子黃麑南下金華，召募義勇。
六月八日，在杭州，潞王朱常淓監國。
十三日晚，在桐廬，舟中會見唐王朱聿鍵，與其約成大業。
閏六月一日，在浦城舟中作《與獻汝書》。
七日，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監國。
二十七日，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黃道周任首輔，初銜“大學士”，旋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七月二十二日，攜僚友前往福建、江西、浙東等地召募義士組建抗清義師。
八月五日，在延平至建安途中作《與獻汝書》，此時有義士384人，編為第一營。
九月十二日，在崇安作《與獻汝書》，此時義士增至12營約4416人。
十月一日，進抵江西廣信。
十月三日，倪元璐子倪子新、子封、侄會紹、家丁抵江西廣信黃道周軍中，此時黃道周回下兵力凡17營約6840人。
二十七日，在江西廣信作《與獻汝書》，此時總兵力約10500人。
第一封信書
于1645年閏六月初一浦城舟中。主要向倪獻汝傾訴自己對當下時局的惆悵與無助，表明自己的立場。弘光朝覆滅，潞王朱常淓并未視光復大明為己任，黃道周哀嘆“事已倉皇，匡扶不及”。后會見唐王朱聿鍵，見其慨然以恢復明室為己任，深感 “唐藩有才谞”，然當下時局“南安、靖虜各有分樹”，恐唐王不能力挽狂瀾，而出現“禍患方生江陵，竟陵又滋后慮” 的局面。
第二封信書
于1645年八月五日延平至建安途中。主要內容為動員倪獻汝子侄及呂漢?等紹興義士前來投軍。七月，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任命黃道周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面對清軍不斷南下，黃道周于七月二十二日自請募兵，出師北伐，先后赴延平、建安等地召募義士組建抗清之師。與此同時，為進一步壯大抗清隊伍，黃道周敦請親友、門人召募鄉親前來投軍，倪獻汝子侄及呂漢?等紹興義士便在誠邀之列。
第三封信書
于1645年九月十二日在崇安。主要內容為抗清義士紛紛應召，倪元璐之子倪子新等也即將入閩，故而自覺形勢樂觀。此時義士已增至12營約4416人，在這種樂觀的形勢下，黃道周札中預計“月杪能開虎林，即吼山、質園宿昔之歡，猶可再踐也”。
第四封信書
于1645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江西廣信。主要提及杭州尚未光復，而新安九月二十三日又被清軍所破，朝廷缺乏賢者的輔佐，可惜倪獻汝已經高隱，形勢嚴峻。面對這種凄涼的境地，黃道周不免發出“茫茫土宇，誰適與謀”的感嘆，原來略顯樂觀的心態已蕩然無存，盡顯悲涼之情。
本卷為黃道周最晚年之作。黃道周晚年奮力募軍北征，最后慷慨就義于丙戌（1646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之間，而本卷書于乙酉（1645年）下半年，故本卷以“最晚年”論。黃道周晚年作長篇小字行書實屬罕賭，本卷與《致倪獻汝札》（故宮博物院藏）及《致仲球、叔寶札》（故宮博物院藏）可作為此階段的標準件，越到老年，其痩硬之骨氣益見鮮明。
每札前的小楷題字應為倪元瓚所書，結體端正而不失變化，點畫到位而不失風姿，有其兄倪元璐小楷家書《致母親書》（無錫市博物館藏）遺韻。從中可窺見倪氏家族書學淵源、影響與傳承，極為珍罕。
每札前的小楷題字應為倪元瓚所書
可窺見倪氏家族書學淵源、影響與傳承
更為難得的是，本卷為校勘及完善歷史文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明。
本卷與《黃漳浦集》所載在段落及用字方面有幾處異同。細看其中原委，其間有刻帖模糊不可釋讀者，有異體字通用者，有流傳抄錄過程中誤識者，也有句句意扣不離原意者……二者相較，本卷前后啟承關系以及用字更貼合段落原創之意，可作為文集日后出版勘誤之最初版本。
本卷墨跡與《黃漳浦集》語句異同列表（部分）
2024西泠春拍
倪元璐（1593～1644）早年草書?自作七言詩
紙本? 立軸
130.5×42.5cm
詩文著錄
《倪文貞詩集》卷下，倪元璐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說 明
馮君木題簽。錢鏡塘、白書章、陳子實舊藏。
2024西泠春拍
王鐸（1592～1652）草書 臨王徽之書
綾本 立軸
1649 年作
240×53cm
說 明
是軸書于綾本之上，尺幅巨大。款識中所提“闈中撥事”即1649年的二月春闈，時王鐸在京師由禮部主持考試，參與應試者為當時的舉人。
王鐸用功二王及其刻帖極深，此為王鐸臨王徽之《得信帖》。《得信帖》收錄在《淳化閣帖卷三》之中，為王徽之收錄于《閣帖》中唯一今草作品。軸中多處用到小王“一筆書”之技巧，整體連貫瀟灑，節奏感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