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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1482～1559）?罕見屏風 荷塘納涼圖
設色絹本?鏡片
款識：仇英。
鈐印：實父（朱）
鑒藏印：松溪珍賞（白）?□（白）　
說明：仇英可以說是整個明朝畫史中眾體皆能的全面型畫家中第一人，蘇州職業畫壇的興盛，與仇英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嘉興項元汴是仇英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贊助人，仇英曾長住項氏家中，為項氏作畫無數，并觀賞、臨摹歷代名畫。仇英是典型的畫師出身，師從周臣，又曾接受文徵明指點，但是仇英畫風的全面性，繪畫主題的多樣性，遠超他的師傅們。縱觀他的繪畫作品，可以看出他勤于搜集畫樣數據，擁有一個龐大而豐富的圖像數據庫，且包含了可觀的古畫圖像，而這一切數據的最大來源，正是項元汴。
本作兼具了古典與現實實用性，這也是仇英受到當時市場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仇英《竹院品古》，繪文人雅士聚集在竹院中，欣賞把玩青銅器，品評書畫。仇英在畫面中巧妙地設置了兩扇屏風，并巧妙地將款識落在屏風之上，既是本幀畫作地落款，同時也是畫中屏風的落款。《竹院品古》中的屏風與本拍品相對比，尺寸比例與畫面內容皆近似，大大增加了本拍品或曾為屏風一推斷的可能性。同時代的杜堇，曾創作《玩古圖》，現藏于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圖中也有與本拍品尺寸近似的屏風。
考慮到仇英作為一個面對市場的專業畫人，以及《荷塘納涼圖》的畫面內容和尺寸比例，本拍品或原為望族家中的屏風，圖中央身著白袍的撫琴高士，也不排除是項元汴的可能。
本件《荷塘納涼圖》不僅滿足了訂制人塑造自我成為野逸高士的愿望，同時實現了觀看者亦身處畫中。并且通過研究仇英為項元汴所定制的畫作，可以看出以項元汴為代表的新貴觀眾似乎不滿足于收藏古典作品，還傾心于推動屬于他們的新古典，仇英藝術之全方位表現，恰在此刻提供了最佳配合。本作兼具古典與現實實用性、畫面器物陳設自然以及關聯現實生活等，在西方美術史研究實用繪畫中經常出現的重要課題。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仇英《漢宮春曉》卷，卷中柳樹畫法與本拍品如出一轍，推測本件《荷塘納涼圖》與《漢宮春曉》創作于同一時期。并且可能同樣是項元汴訂制之作。《漢宮春曉》系項元汴以二百兩白銀委托訂制而成，遠遠高于沈周、文徵明等作品價格。卷中各組宮女形象皆有古畫依據，自唐代周昉、張萱至五代周文矩、兩宋宮廷畫家等人作品，幾乎可以一一指認，體現出仇英強大的摹古和組織安排畫面的能力。對比來看，本件《荷塘納涼圖》畫面中出現的仕女、青銅器、家具、鴛鴦、水紋等細節，在《漢宮春曉》中都可以找到對應之處。
并且這一時期他為項元汴繪制了許多訂制畫作。如1547年，仇英為項元汴作《臨宋元六景冊》，現藏于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冊后有項元汴題識：“宋元六景，仇英十洲臨古名筆，墨林項元汴清玩，嘉靖二十六年春，摹于博雅堂，隆慶庚午仲春裝襲。”
畫面中出現的題材物象，在仇英其他存世畫作中是有跡可循的。如本作畫面風格，與上海博物館《梧竹書堂圖》十分接近，同樣表現文人高士遠離塵囂的幽雅生活。橫臥撫琴的高士形象，也出現在上海博物館藏《柳下眠琴圖》中，并且對比兩件作品的柳樹，無論是整體的造型，抑或枝干的皴擦、柳葉的勾染，皆十分相似。本作中的水榭造型，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臨溪水閣圖》造型一致。本幅畫面中室內桌上陳列著文房用品以及造型獨特的青銅器，其中青銅器的器型，又可參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竹院品古》。另外，中央高士身旁，擺置了一張造型獨特的木凳，在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東林圖》中，也能看到相同造型的木凳，為考究明代家具造型，提供了圖像數據。
此件《荷塘納涼圖》是宋代以來“消夏納涼”圖示的的繼承與發展。仇英在圖中精心增添了許多生動的細節，如橫臥撫琴的高士，劃槳嬉戲的采菱女，不同的人物形象皆活靈活現。如此景象突破涼傳統古典文士“納涼消夏”畫意之范疇，使得畫面更加活潑，這是對古典主義的再創造。畫中表現出的生動意趣，反映出仇英對文人清雅格調的追求，也表現出仇英在刻畫文人逸士的瀟灑情志和渲染幽雅環境氛圍方面,都達到了情景交融的高度和水平。
QIU YING ENJOY THE SUMMER POND
Ink and color on silk, mounted
61×41.5cm??
RMB: 3,500,000－5,000,000
作者簡介：仇英（1482～1559），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后移居吳縣。初為漆工，為人彩繪棟宇，有志丹青，周臣弟子，得文徵明稱譽，知名于時。擅畫人物，尤長仕女，既工設色，又善水墨、白描，偶作花鳥，亦明麗有致。晚年客于收藏家項元汴家，為之模仿歷代名跡，與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稱為“明四家”，為明代工筆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