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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1866～1925）?致何天炯有關為黃花崗起義籌款重要信札二通
信箋?二通四頁（帶信封一枚）
1910、1911年作
識文：1. 曉柳同志仁兄大鑒：足下覆弟梹榔之函收到多日，所囑資濟宮崎貧病一事，因前此尚無法，故未答書。茲在加拿大途次，稍能設法，即寄二百元去橫濱永新祥林清泉兄收入，托他代交百元與宮崎君，并交百元與足下，為補貼前時經手圖買物之虧，請為收納是荷。弟近到加地，頗蒙華僑之歡迎，大約籌十數萬之小款當有握把，惟須費多月之時間乃能集事。現在港中同志催款已急，弟所經過后之地，已著該地熱心商人隨籌隨匯，直接寄港，弟絕不經手。聞云哥華、域多利兩埠已有款匯往矣，而他處尚遲滯，未知能應急需否耳。此地華僑無大富者，籌款俱賴眾力，三元五元合集而成耳，故非費多時往多地不為功也。弟現由加西適加東，前晚到卡加利埠，今晚半夜由此搭車往加中云尼璧埠，停留一二日，即往度郎都、滿地可兩埠，然后由滿地可入美東紐約埠也。近見華文報紙載東京學界因俄國之侵迫大動公憤，開會反對清政府之媚俄，并提倡組織國民軍等事，此事究竟如何？有無影響？主動者為如何人？請足下詳以示我，并所有日本一切緊要新聞都望時時示知，俾得周知東方近況，幸甚。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統祈問好。弟孫文謹啟，西四月一號。有信請常寄《大漢報》馮自由兄轉來便妥。
?《大漢日報》住址：Tai Hon yal Bo, P. O. Box 1958, Vancouver B.C. Canada
2. 曉樓我兄大鑒：十月十日來函已得讀悉，不禁太息。吾黨以窮一字致生出許多惡感于同志之中，兄與宮崎之事即其一也。然弟現亦陷于窮境，有愛莫能助之嘆。兄之所辦此事，本為盡心黨務，見事做事，實無錯處之可言。弟開誠布公之言則如下：兄未受命而自出錢買物，以備黨用，為報效則可，乃物未得其用而向黨中討還則于理不合。但以情而論，又何認兄一人獨受其愧，弟如力所能達，必代兄還之，惟刻下尚難言其期也。黨中固向無公款，兄所知也，況往歲滇桂之役尚累河內同志之商店數家代黨擔負銀行債二萬許元，弟一人名下向西貢銀行貸款萬元為軍用，至今亦無從歸還，則東京亦有黨中欠債，此不獨無公款，且有公債。弟往外洋議籌大款，卒亦無成，從此吾黨人必有更窮于今日之時也。為此之故，吾黨不得不冒險再圖速舉大事也。革命黨條條俱死路，只有發難與虜爭死一條為吾人之生路，惜乎東京同志渙散，不能共同協助也。書不盡言，謹此奉覆，即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啟，十一月三號。
參閱：《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 第一卷》P75，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編，華文出版社，2021年。
說明：何天炯上款。何為同盟會創始人及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是同盟會東京本部存續期間唯一一位與本部相伴始終的重要干部。
此乃孫中山論為黃花崗起義籌款的重要信札一冊，通篇親筆，當分別作于1910年11月3日、1911年4月1日，披露同盟會內部分歧、海外籌款艱難，提出“革命黨條條俱死路，只有發難與虜爭死一條為吾人之生路”“吾黨不得不冒險再圖速舉大事”，具可見孫中山領導革命之艱難和頑強，是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相關的重要歷史文獻。附孫中山4月1日信日文譯稿2頁，何天炯書信封一枚，大正15年（1926）天崎和一收據2頁，明治40年（1907）佐之信吾書玉名郡小天村地價證書1頁，明治42年（1909）何天炯擔保借據1頁，明治44年（1911）何欽君、湯山善治等人借據1頁。宮崎滔天出生于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妻子槌子為玉名郡小天村人。
4月1日信可與孫中山同一天致宮崎滔天信札互相參照。該信載《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內容、箋紙皆與本標的一致，可知此信亦作于1911年4月1日。
信中并談到孫中山在北美具體的行程和籌款計劃，孫氏本人因“滇桂之役”欠下“西貢銀行貸款萬元”，籌備黃花崗起義的“港中同志催款已急”，同盟會成員間因經費問題導致相互間產生惡感，何天炯、宮崎滔天因從事革命而經濟困頓，以及馮自由、林清泉，可見缺乏資金對同盟會、辛亥革命的重要影響。所及“滇桂之役”當指孫中山1907年成立指揮滇粵桂三省起義領導機關后在三地的一系列起義。
所及“云哥華”即溫哥華；“域多利”即維多利亞市，華人多稱其為“域多利”“大埠”“維城”等；“卡加利埠”，卡爾加里（Calgary），加拿大西部城市；“云尼璧埠”即溫尼伯（Winnipeg）;“度郎都”即多倫多（Toronto）；“滿地可”即蒙特利爾（Montreal）。
據《孫中山年譜》記載，1910年2月新軍起義失敗后，11月因釘門牌收捐一事致內地人心不服，革命黨人藉此組織重新起義的任務，確定以募集十萬元為目標作為起義資金。孫中山于1910年12月6日離開檳榔嶼赴歐美游說募款，1911年2月6日自舊金山抵加拿大溫哥華，3、4月間在加地各埠共募集捐款7萬余港元。所及“港中同志催款已急”當指廣州起義在即，時在香港統籌的黃興、趙聲等屢電催款。
二信皆因何天炯、宮崎滔天的經濟困境而起。宮崎滔天1897年結識孫中山，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為支援孫的革命事業致使家境陷入困窘。1910年6月，孫中山赴日，即住在宮崎家中，數日后被日方驅逐出境。此時，革命黨經歷接二連三的起義失敗，負債沉重，孫本人亦有公債在身，面對宮崎貧病之境亦“愛莫能助”。1911年自美國、加拿大等地募得捐款后，孫即刻向何天炯、宮崎二人分別匯寄百元，以資補助。
信件均作于黃花崗起義籌備期間。在此之前，革命黨已經歷了九次起義失敗，負債纍纍，且因資金問題導致同盟會內部的嚴重分歧。如信所說“吾黨以窮一字致生出許多惡感于同志之中”，所指當包括1909年因孫中山拒絕陶成章、章太炎二人的撥款請求而起的第二次倒孫風潮。陶成章在《孫文罪狀》中狀告孫中山私用籌款，稱“孫文者，其在前歲于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貯款二十萬”“其兄在九龍造屋宇，用款不足，電致乃弟，旋電匯款項”。因此，在信中，孫中山稱所籌之款“已著該地熱心商人隨籌隨匯，直接寄港，弟絕不經手”。同盟會內部的嚴重分裂使得革命形勢陷入內外交困的極端境地，孫中山在信中沉痛感嘆道“革命條條俱死路，只有發難與虜爭死一條為吾人之生路”，而“東京同志渙散，不能共同協助”。
另及“華文館報紙載東京學界因俄國之侵迫大動公憤，開會反對清政府之媚俄，并提倡組織國民軍”事，指1911年2月期間留日學生的“拒英、拒俄、拒法”運動，同盟會成員劉揆一等人組織召開“留日中國國民會”，提出拒絕俄國對滿洲里、齊齊哈爾等地的無理侵占問題，并提議組建“國民軍”。孫中山從報中得知此事后，在4月1日信中特別交代何天炯將此事詳情告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留日學生的運動為兩個月之后的廣州黃花崗起義輸送了大量的精干干部。
SUN YAT-SEN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HE TIANJIONG ABOUT RAISING MONEY FOR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ETC.
Four pages
Dated 1910-1911
Note: Dedicated to He Tianjiong.
28×20.5cm×2?25×20.5cm×2
RMB: 700,000－1,000,000
上款簡介：何天炯（1877～1925），字曉柳，廣東興寧人。是同盟會的創始人及辛亥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是同盟會東京本部存續期間唯一相伴始終的重要干部。辛亥革命后歷任駐日全權代表，總統府最高顧問等要職。